【2015年01/02期】 产经观察

美国“再工业化”和能源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 王硕

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中美经济再平衡产生的摩擦性竞争,促进国内结构调整顺利完成。
 
一、美国“再工业化”和能源革命进展分析
 
(一)实体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所回升。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充分意识到不能继续依靠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必须重振实体经济部门,依靠扩大出口和国内制造业的增长建立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改变经济过度虚拟化现象,重塑实体经济部门的竞争优势。为此,美国自2009年推动了“再工业化”战略和新的能源革命,为走出低谷、恢复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0年以来,得益于美国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美国实体经济部门(主要包括农业、建筑业、采矿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比逐渐回升,2013年已经恢复到20.3%的水平,比2009年的低谷上升1.4个百分点,虽然尚未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已经显示美国的结构调整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回归实体经济已取得初步成效。
(二)能源革命为美国实体经济振兴发挥了明显作用。
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决心依靠本土油气资源开发特别是页岩油气资源的开采和技术进步,扩张本土油气产量,争取到2020年实现能源独立。这一新的能源政策推动美国油气开采业实现快速增长,2010-2013年美国采矿业投资年均增长14%,美国本土原油产量已经从2008年的500万桶/天提高到2014年的870万桶/天,创下自1986年以来的新高。加上天然气及其他矿产产量的稳步增长,美国采矿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2009年的2.0%上升到2013年的2.7%,其中油气开采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了0.4个百分点,达到1.8%,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6%。受惠于本土油气资源开发,加上技术进步导致能源消耗强度降低,2008-2013年美国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源消耗成本下降了33%以上,增强了美国制造业盈利能力。
(三)“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了制造业回升。
金融业泡沫化和制造业外流一度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为重振制造业和创造就业,美国政府先后推出《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标”等一系列“再工业化”的政策措施及战略部署,重点放在汽车、装备制造、新能源、环保等领域。在“再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回升势头明显。2010-201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平均增速达到3%,其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11.9%回升到2013年的12.3%;在整个实体经济部门就业人数仍然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新增就业90多万人,为改善就业做出一定贡献。制造业的重新崛起对美国经济回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贡献较大的制造业部门是汽车及零配件、原油加工、化学工业、机械设备、计算机及电子产品、金属加工等。
(四)商品出口对美国外贸逆差改善贡献较大。
美国经济的复苏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明显改善。2013年美国外贸逆差比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大幅下降了32.5%,其中商品贸易逆差的收窄对美国外贸逆差改善的贡献率达到52.2%。推动美国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能源产品、制成品出口的明显扩张,2007-2013年美国机械设备出口对商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1.1%,原油、天然气及其制品贡献率为18.6%,汽车及零配件为13.6%,化工、民用航空和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分别为7%、5.8%和5%。2013年美国商品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7%上升到2013年的9.5%,显示出美国振兴制造业、扩大出口的经济战略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二、美国再工业化及能源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美经贸整体上的互补结构还没有被打破。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及外贸结构的调整还没有严重影响中美两国经贸互补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贡献依然来自于美国的国内消费增长和金融、地产、科技、环保、医疗等服务业的回升,商品贸易逆差仍然巨大,服务贸易保持着明显的顺差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服务领域保持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服务贸易上仍然存在明显逆差,服务贸易进口需求依然较大;制造业方面,尽管美国制造业重新崛起取得初步进展,但在产业梯次上中美两国仍存在整体上的代际差距,美国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中高端市场,特别是在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民用航空、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化工等领域的中高端环节,而且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美国已经占领了先机,技术创新能力远强于中国。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仍然较低,对中高端产品仍有较强的进口需求。整体产业布局上,中美两国仍然是呈现较强的互补结构,远达不到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全面竞争的格局。
(二)美国向制造业回归增大了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发生机率。
过去几年,美国针对中国在不锈钢钢管、光伏、轮胎等产品领域展开了反倾销调查,显示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机率明显增大。由于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限,而由于能源、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使低端制造业在本土市场竞争力明显回升,又是制造业吸收就业的主要领域,势必成为美国加强保护的产业部门。因此,美国在一些中低端产品领域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高度相关,必然对中国出口环境、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等产生一定影响。
(三)中国制造业“走出去”阻力增大。
近年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失败案例较多,在美国投资项目的批准率只有30%左右,中国企业拓展美国市场受到明显掣肘。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这也意味着和美国企业将在同一平台展开竞争,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形成一定不利影响。为保护本土市场、避免技术外泄和防止资源外流,美国必然会利用各种非经济的借口驳回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申请,同时也会利用其影响力阻挠中国企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抹黑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以阻碍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三、相关建议
 
(一)加强研发投入力度,提高技术创新组织效率。
中国和美国在技术创新上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研发投入强度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组织体系上。为此应以增大政府投入为先导,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高产学研平台的运作效率,分散产业技术创新风险,以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支持基础性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形成整合、高效的技术创新组织体系,实现成果共享,提升技术创新效率。
(二)加快服务业发展,保障就业稳步增加。
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必将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服务业保障劳动力稳步转移。特别是物流、科技、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还应加快税制改革,创新并完善金融服务,创造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三)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融资成本过高是目前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中国目前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15%,在实际执行中只有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能保障在6.5%左右,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在10%以上。需要切实采取措施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改善金融服务效率,清理不合理收费,降低制造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投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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