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1/02期】 走出去

2017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发布

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社科院世经政所)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这是该团队连续第四年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

 

中企海外投资外部风险显著上升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仅次于美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显著上升。

中缅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被取消;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并勒令中资坎昆龙城项目停工;美国外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导致华为、清华紫光等多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受阻,美国西部快线公司单方宣布终止中美合建高铁;德国经济部撤回了中资企业福建宏芯基金对其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的收购许可,并叫停中国三安光电对德国照明巨头欧司朗灯泡部门的收购,均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阻或失败的典型案例。

因此,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与有效应对相应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

 

风险评级体系:5个维度、41个子指标,涉及57个国家

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团队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全面地量化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战争风险、国有化风险、政党更迭风险、缺乏政府间协议保障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东道国安全审查等主要风险。该评级体系通过提供风险警示,为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了参考。

该评级体系纳入了57个评级国家进入样本,全面覆盖了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占到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不包括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和百慕大群岛这些主要的投资中转地以及避税等资金运作中心)。这57个评级样本还包括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中国对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直接投资规模的97.14%。

总体评级结果:德国是唯一AAA级投资目的地,英美排名相对下降

发达经济体

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社会弹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整体投资风险明显低于新兴经济体,因此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其中,排列前10位的国家均为发达经济体,德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前三名。与上年相比,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占5个,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占7个,相对排名不变的国家占4个,其中英国、美国排名都有所下降。

发达国家与上年相比,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持续复苏,GDP增速上升,经济基础有所好转;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背景企业的投资仍然怀有警惕,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威胁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从而对华关系得分有所下降。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恢复,发达经济体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较低速度增长。虽然全球贸易放缓和投资下滑的趋势令人不安,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趋势不变,2016年上半年对外投资同比增长58.7%,特别是中国近年来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美国已经是除了避税港地区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

新兴经济体

在新兴经济体中,相对排名上升的国家占16个,相对排名下降的国家占17个,相对排名不变的国家占8个。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和印度上升两名,南非下降两名,巴西保持不变。

对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明显,政治环境不稳定和经济增速放缓是主要的投资不利因素,不过经济增速整体高于发达国家,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未来,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还可以满足中国对外投资中资源寻求的动机。

2016年,欧日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和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恶化了国际金融环境,出口贸易减速和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则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内部因素中,新兴经济体财政空间收缩和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政策紧缩等,也将会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南非、俄罗斯和巴西的投资环境比上年进一步恶化,其中巴西和南非经济下滑,俄罗斯趋于稳定,印度仍然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契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级:低风险级别仅有新加坡一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较高,其中政治风险是最大的潜在风险,而经济基础薄弱则是最大的掣肘。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低风险级别(AAA-AA)仅有新加坡一个国家;中等风险级别(A-BBB)包括26个国家,占35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高风险级别(BB-B)包括8个国家。

“一带一路”国家中多为新兴经济体,其中,发达经济体评级结果普遍好于新兴经济体,整体投资风险较低。排名前五的国家中除了阿联酋外均为发达经济体,希腊虽然作为发达经济体,但受债务危机影响,偿债能力甚至低于新兴经济体,社会弹性也较低,因此级别评定较低,需要加强防范投资风险。新加坡、以色列和匈牙利已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反映出其对“一带一路”地区基础建设投资的支持态度,未来对我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直接投资将会有一定助力。

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稳定性差;基础设施供给尤其是电力设施严重不足;部分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政治风险较高,而且内部社会弹性和偿债能力也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分化也较大。但是,部分国家矿产资源存量丰富,市场潜力较大。

我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直接投资最多的是东盟地区,主要集中于印尼、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投资的主要方向是金属和能源开采以及制造业、基础设施如电力和建筑业,还有橡胶制品。

我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则是南亚地区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主要投资方向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讯技术、软件设计开发、金属开采和制造等行业。

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根据国家风险水平和区位优势的不同适当调整投资决策。中国应根据地区比较优势的不同将投资配置不同国家,如西亚的能源、东亚和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和中东欧的加工制造业、印度的通迅和软件业等。同时,降低“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心理,化解其误解和疑虑,规范企业投资行为,通过修改和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进一步减小投资阻力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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