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3期】 走出去

支持企业开发境外项目投融资政策措施简析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伍旭川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资金来源构成

我国企业“走出去”资金来源多样。现阶段企业“走出去”资金来源有:企业利润积累、银行贷款(包括境内境外、人民币和外币)、股东贷款(人民币和外币)、资本市场融资(包括境内境外发债、上市)、民间非官方融资、政府拨款等方式。但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仍是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中国贸促会2013年一项调查显示,自身利润积累和银行贷款约占企业海外投资资金的70%,以下依次为,资本市场融资占11%,投资伙伴参股占7.1%,民间非官方融资和政府拨款分别占5%和3%。

“走出去”企业对境内外资金均有利用,但主要依靠境内资金来源。中国企业“走出去”后,由于缺少信用积累,境外融资困难,很难在当地获得稳定、低成本的资金,主要依靠境内的金融支持,或更倾向于选择境内金融机构合作,相对较少利用境外资金。以收购为例,《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企业境外收购的款项中,境外融资(包括境外贷款和发债)占并购交易总额的42.9%。

不同企业融资成本差异较大,企业“走出去”受到一定财务成本约束。一是“走出去”企业所处行业以及自身性质不同,融资成本差异较大。如银行业境外融资成本仅为2%,而钢铁、房地产等行业融资成本高达8%;二是境外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境内;三是商业银行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估较高,一般倾向于提供担保性融资服务,或提高相应资金成本,以达到风险收益匹配的目的。

 

二、对企业“走出去”金融支持现状和特征

我国金融支持“走出去”体系进入加快构建通道,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国家主权财富投资、双边多边金融开发机构共同发力,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商业性金融机构海外布局初具规模,提供全流程金融服务具备基础

商业银行是现阶段提供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目前,银行融资产品有全球授信、银团贷款、内保外贷、票据融资、融资性保函、贸易融资等,而且利用金融机构的独特优势和地位,提供的金融服务覆盖企业海外前期调查、投资实施以及后续经营全链条,涉及账户服务、现金管理、国际结算、资金清算、资信调查、财务顾问等多个方面。

目前我国企业香港融资规模和份额不断扩大,在香港市场IPO的市场份额达到了44.8%。值得关注的是,私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PE)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走出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政策性资金作用不断放大

目前基本形成了“信贷”+“保险”的“走出去”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政策性银行主要以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为代表,其立足国家意志、提供国家信用,具有较强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实力。如国家开发银行外汇贷款中的80%都用于境外项目。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主要服务于资本货物出口,提供利率下浮、银行费用减免、保险费率降低以及长达15-20年期限等优惠条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我国唯一一家政策性保险公司,也是目前唯一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的机构,主要保障海外投资收益免受因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和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提供特险和海外租赁保险等其它险种。

政府金融支持补充了企业“走出去”资金来源,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为服务“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的战略需求,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了以主权财富基金运作管理方式为主的股权类投融资平台,如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下设海外直接投资公司、外汇储备注资多边开发基金,并利用外汇储备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外汇资金。已成立或筹建中的基金包括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中东欧专项信贷额度、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以及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

股权融资平台与现有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形成互补,采取的投资方式包括直接股权投资、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等,以长期投资为主,绿地投资和兼并收购均涉足。这些多边投融资框架的设立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将来可能以国家资金为依托发挥对社会资金的聚集和整合作用,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境外投资金融服务职能。

金融政策改革不断推进,企业“走出去”政策环境渐趋放松

一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有所突破,政策性障碍大大破除。境外直接投资用汇已基本实现按需供应,相关登记环节由银行直接办理,前期费用汇出和利润汇回也没有限制性要求。其次,在境外放款、境外担保和境外并购方面,也简化了流程和手续,拓宽了资金来源,放宽了期限和额度限制,基本能够满足企业对外放款需求。再次,外债也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试点企业借入外债余额实行比例自律管理。另外,跨国公司可将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大大拓宽了走出去的资金来源。二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企业使用人民币境外投资逐渐成为可能。2014年,人民币跨境收支占全部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达23.6%,人民币已成为我国第二大跨境支付货币,与我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达到189个。

金融国际合作不断加深,为企业“走出去”打造更为广阔舞台

牵头发起的多边开发机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以提供多边合作贷款和援助资金为主,为我国对外建设合作和资本境外运用提供更高平台、更广空间和更好环境。通过支持多双边基金开展合作投资,如通过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多边开发平台加强国际投融资合作。

 

三、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不足及影响

商业性金融“走出去”步伐相对滞后,融资条件比较苛刻,产品创新性不强

受自身发展、外部环境制约等多种因素影响,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布局相对较慢,境外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与我国企业“走出去”地区分布(主要在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契合度不高,真正能够开展业务、获得盈利的分行、子公司的比例也较低,很难承担起满足境外投资企业金融需求的重任。

金融服务深度不够,层次有待提高。商业金融服务虽已覆盖“走出去”的各个阶段,但仍以传统的“存、贷、汇”等功能为主,如目前商业银行虽可提供一些国别风险研究、行业分析、风险评估等信息咨询,但信息咨询针对性不够强、内容有待完善。国际性金融人才不足。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定位不够清晰,未能和商业性金融形成互补与合作

政策性金融支持规模较小,费用较高。条件和程序比较严格,很多有志于海外扩张的企业难以真正受惠。由于海外投资保险市场尚未对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放,中国信用保险公司是唯一承办机构,但其境外投资保险覆盖面较窄,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3%-5%,韩国14%,英国45%,日本50%),而且保险费率过高,加大了企业经营成本,有的企业宁愿舍弃相关业务,也不愿承担过高的保险成本。

发行金融债券作为政策性银行主要的筹集资金方式,一般期限较短,且有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而发放的政策性、开发性贷款,投资周期长、数额较大、流动性差、资金回笼慢。资金来源的短期性与贷款的长期性引起资产负债期限结构的错配,加大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的难度。

政府投资平台功能存在重合,尚未实现分散投资和均衡配置

近年来,国家动用积累的公共财富,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先后成立中投公司以及丝路基金等近10个开发性基金,积极支持“走出去”战略。新设投资性机构功能存在重合。中投公司及新设的投资性基金,都强调在符合国家战略的基础上,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运营,没有严格界定和约束各自的直接投资地域领域、有偿无偿比例、投资合作方式等。

未实现分散投资和均衡配置机制。目前,我国投资东道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定,法律体系不完备,投资环境差,政策多变;投资行业上也多偏重基础设施、能源矿产等领域,整体风险相对较高。

未能有效吸收和带动民间投资。

金融支持不足,影响“走出去”企业获取资金的能力

在资金来源结构上存在不平衡,银行贷款多,直接融资少:债权融资多,股权融资少;机构融资多,民间融资少;国营企业获取融资多,民营企业获取融资少。这种融资来源结构,不利于“走出去”企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影响“走出去”企业获取资金成本优势

金融支持的现状导致“走出去”企业资金多来源于境内、多是商业银行贷款,进而导致“走出去”企业的资金成本居高不下。中国银行的贷款费用多数在4%以上,但境外融资成本不超过2%。

影响“走出去”企业风险分担和防范

一些海外投资项目,金额大、周期长、融资结构复杂,面临战争、主权国家违约、汇兑限制等突发的海外政治风险,但由于金融支持不足,海外投资保险覆盖面低,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合作,导致企业缺少风险分担渠道(口行与信保)。同时,企业对汇率避险工具了解不多,使用规模偏小,影响企业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四、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方向

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海外业务拓展力度

一是加大创新力度,增加服务供给。二是跟随客户步伐,全球配置资源。三是全方位开展业务,分散金融风险。四是加大人才培养,强化政策引导。通过政策引导商业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对于支持企业“走出去”力度较大的商业银行,可以实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或给予财政和税收支持等。

健全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一是理清政策性金融职责和定位。二是多渠道充实资本金,增加政策性银行自身抗风险能力。三是建立政策性保险支持“走出去”的长效机制。

发挥政府投资平台支持作用

根据国家战略需要,配合产业政策的实施,适时调整支持的重点领域和产业。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一是建立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降低企业“走出去”的发债门槛。二是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打通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三是进一步完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四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降低“走出去”的货币错配风险。

加强国际及区域性金融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和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合作,提高我国在这些机构的话语权。

健全金融支持“走出去”保障体系

包括信息服务体系、信用评级体系、资金清算体系、组织保障体系和相关配套措施等。

 

五、对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建议

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海外业务拓展力度

鼓励商业银行加快业务调整,增加“走出去”领域的金融服务供给。一是从提供信用证、托收、汇款等传统的结算业务服务,转到更多提供多元化跨境融资服务上来,如项目融资、融资租赁、工程项目贷款、境外投资或承包贷款、国际并购与重组贷款、财务顾问、投资银行、融资保函、跨境现金管理、境外资产管理、工程保险、租赁金融等全方位金融服务。二是加强境内外机构联动,发挥银行自身的信息和网络等优势,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跨时区、跨国家、跨币种的综合性、全周期的专业化金融服务。三是增强金融创新能力,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专业化的海外项目融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推动商业银行加大国际布局,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融资便利。一是鼓励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开展多元化的跨国经营,在我国企业“走出去”较为集中或潜在可能性较大的地区以及人民币离岸中心,运用自设网点和兼并收购等方式建立更多经营服务网点。二是鼓励国内商业银行设立专门的境外投资贷款业务,加大对企业境外投资形成的土地、房产、股权、设备等资产评估和处置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更多接受国外资产作为抵押,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三是鼓励商业银行加大与境内外同行间的合作,提高资金支持能力。比如,参加专业化的跨境银团贷款、大宗商品融资产品平台,为参与跨境股权投资的“走出去”企业提供股权融资和搭桥贷款。

推动中资券商加大开拓海外市场步伐。为我国企业兼并海外公司提供咨询、融资、上市、风险控制、财务管理等综合服务。

扩大商业承保范围,提高“走出去”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一是鼓励开展与“走出去”有关的人身和财产保险。特别是在境内银行已布点并开展业务的地区,保险机构更应积极跟进。二是研究设立海外投资风险补偿基金。该基金以政府为主导,对“走出去”企业所发生的境外投资风险进行援助和缓解。

健全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

有效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配套资金支持。扩大境外服务区域,特别是那些中国企业刚刚进行投资、但商业银行尚未设点的地区,为那些基建和装备制造企业境外业务提供贷款和投资担保。扩大诸如境外投资银团贷款、协调贷款、统一授信、境外资产抵押等信贷方式,给予“走出去”企业融资支持。

多渠道扩大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引导、示范作用。一是允许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发行期限较长的债券;二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予以补充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解决长期稳定资金来源;三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共同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资金来源。

建立健全境外投资保险制度,降低“走出去”企业的投资风险。一是研究成立类似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融资担保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帮助企业应对境外投资风险;二是拓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境外投资保险业务,降低保险费率,提高补偿率等,以提供保险产品的方式降低国内企业的境外投资风险;三是推进政策性“信用+保险”合作,为债务、信贷等信用风险提供担保、保险或再保险服务;四是增强对重点国别、重点行业的政策研究及政治风险研究,适当拓宽承保地域范围、提高额度,帮助企业应对、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

发挥政府投资平台支持作用

一是进一步扩大外汇储备委托贷款的适用范围和规模;二是视情况成立更多政府主导的区域性“走出去”产能合作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金多渠道多形式进入,为企业提供多形式资金支持;三是在丝路基金等各投资平台之间建立沟通机制,确立合作协作原则;四是鼓励境内私募股权基金成立境外分支机构,便利“走出去”企业开展境内外股权、债务融资,形成境外投资“基金+证券”的直接融资支持体系。

加快金融重点领域改革

深化国内资本市场改革,拓宽“走出去”企业的境内直接融资渠道。一是推动、支持企业发行“走出去”专项债券,用于重点跨境投资、重点项目融资;二是加大证券市场改革,便利符合条件的重大装备制造、成套设备制造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筹资和再融资。鼓励和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三是多层面鼓励长期资本和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海外投资。

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一是深化跨国公司资金池改革,统筹整合本外币政策,便利国内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资金摆布和财务运作;二是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逐步放松资本项目证券投资管理,逐步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公司,包括“走出去”企业境外子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三是放宽跨境债权债务管理,逐步提高境内企业向境外提供信贷及融资担保的便利程度,放宽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资格限制;四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推进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可兑换,为企业跨境运作提供更多工具选择。

推进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在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基础上,突出市场供求决定基础和双向波动,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

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一是便利“走出去”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投资;二是扩大境外人民币结算网络,推动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支持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及投融资货币;三是促进人民币离岸和在岸市场的协同发展。协调人民币在岸和离岸价格,引导人民币跨境流动回归对实体经济的服务。

健全金融支持“走出去”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信息服务体系;

加快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提高和拓展国际评级体系的话语权;

建立健全金融支持走出去的资金清算体系;

健全金融支持走出去的组织保障体系。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对“走出去”重大项目的金融政策支持以及对企业“走出去”的各项金融支持措施。■

(根据2017年第11届中国机电进出口企业年会讲话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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