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4期】 走出去

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吸取“日本模式”的经验教训
张晓兰

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和引进外资后,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2015年首次超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完成了由资本净流入国向资本净输出国转变。201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增速达到44.1%,实现投资额1701亿美元。当前,我国全球资产配置势头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尽管时代背景有较大区别,但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吸取日本当年的经验教训,避免陷入“日本模式”。 

一、日本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与教训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企业借日元升值和经济泡沫的叠加效应,大举向外扩张,并一度出现“购买全球”的势头。

日本最早的对外投资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最初主要集中在矿业等资源开发领域。8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是对欧美先进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型投资,以服务业、汽车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主;二是对亚洲“四小龙”进行资本型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三是对中国及东盟进行劳动密集型投资,以食品、木材、纺织为主。

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处于不动产业和金融保险业等过度繁荣发展阶段,对外投资格局由商业、金融业、制造业“三业并举”构成,主要集中在不动产投资、金融国际化、生产的本地化等三个方向。其中,金融保险业和不动产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规模急速扩大,1989年金融保险业和不动产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达到了45%。参见表1。

整体来看,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一是坚持主业、建立新厂、稳健投资的企业,获得了较大成功。日本企业为了规避贸易摩擦和扩大市场,在发达国家投资设厂,并采取新建企业和与当地企业合资办厂两种模式,把国内的资金、技术与当地劳动力结合起来,采取日美融合的管理方式,取得比当地企业更大的成功,不但拥有了丰富的海外企业本地化运营、与当地政府沟通等海外投资经验,而且在东道国建立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这一类企业以“技术在内、市场在外”为原则,以“产品质量和销售战略”为导向,其中以丰田、日产、本田和三菱等汽车制造商为典型。一方面,这些企业把家用轿车生产线转移到欧美,而在国内生产并出口高附加值的豪华轿车等产品;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利用差别化的市场细分进入欧美市场,如本田和雅马哈都生产小型轻便型的摩托车销往美国。

二是通过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企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日本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并购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欧美国家先进技术,除在当地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外,还通过收购高科技公司等方式推动技术研发,进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企业在美国通过收购高科技公司的方式,购买了超过3200项专利,索尼、松下、丰田等普遍采取这种做法;一些计算机公司也采用此种举措弥补软件开发方面的劣势,例如1988年,日本电气公司和松下公司分别耗费巨资,在美国底特律、加利福尼亚修建两个专门从事汽车电子化及计算机研发的中心。

三是脱离主业并通过横向并购急剧扩张的企业,在整合过程中遭遇较大失败。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时期,跨国并购的类型以横向并购(主要指生产和销售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之间的并购行为)为主、混合并购为辅、纵向并购为补充。由表2可知,在这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跨国并购中,横向并购共发生15次,远远超过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的3次。而且,这15次横向跨国并购所涉及的行业既包含京瓷公司、日本轮胎制造等电子电气、化工等制造业的跨国并购,又包含三菱土地公司、第一劝业银行等房地产、金融等非制造业的跨国并购。其中,日本轮胎制造公司兼并费尔斯通后,前两年净亏损分别为3.5亿美元和5亿美元,4年多后仍未摆脱困境。松下、索尼等电子产品制造商虽然在消费电子行业是成功的海外投资者,但松下对MCA的跨界收购并不成功,最后不得不以亏损近30亿美元转售给西格拉姆公司。

四是企业泡沫经济时期对金融、地产等非制造业的投资多以失败告终。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金融、服务和房地产业等的跨国并购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1985年-1989年间,日本金融保险的对外直接投资从38.05亿美元升到153.95亿美元,服务业从6.65亿美元骤升至106.16亿美元,房地产业从12.07亿美元急剧升至141.43亿美元。但这些投资或由于市场不景气或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大多数以失败而告终,致使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以1989年三菱房地产公司收购洛克菲勒大厦和索尼公司对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的并购案例最为典型,这两个公司的失败均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这表明,在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只有把不同见解、不同管理方式的公司整合起来才能创造出协同效应,而那些不愿意创新、一心只想投机的企业往往遭遇到失败。

二、中日企业“走出去”模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较快、规模较大,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的跨国并购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是中日企业“走出去”都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也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超过500亿日元的21起跨国并购(见表2)全部集中在发达国家,18起发生在美国,3起发生在英国。而2011-2015年,我国企业对北美和欧洲地区对外投资额分别增长了137%和98%;对美国及欧洲企业的并购交易额占总交易额约66%,而2010年该比例仅为32%。2016年1-10月,我国对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俄罗斯、东盟和中国香港等7个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投资总额为1091.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4.8%,其中对美国投资增幅高达173.9%。中日两国跨国并购之所以集中于发达国家,主要是以国际化为目的,日本企业想绕开贸易壁垒占领欧美市场,而中国企业想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

二是中日企业“走出去”都以横向并购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跨国并购以横向并购为主,大多数企业会选择国外从事同一行业或相似行业的企业进行并购。当前,中国企业投资结构从传统资源型转向先进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医疗服务等行业扩张,大多数企业以获取海外相同领域内的先进技术、品牌等为目的,也是以横向并购为主。

三是中日企业“走出去”集中的行业相似性较大。1985年之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沫的鼎盛时期,房地产、金融行业的企业扩张迅猛,企业对外投资不仅急剧增长,而且企业跨国并购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制造业仅占据较小的比例,这与当时日本国内房地产和金融类企业资金充裕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也是发生在国内泡沫经济快速膨胀时期,企业对外投资大量集中于不动产、数字新媒体产业(TMT,即科技、媒体和通信产业)和金融等价格容易高估和形成泡沫的行业,这与日本80年代后期大肆收购海外资产几乎同出一辙。

四是中日企业“走出去”都遭遇投资对象国的过度反应。日本80年代盲目化的大规模对外投资行为引发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担忧心理,如富士通公司曾经斥资2.25亿美元收购美国的菲尔德柴尔半导体公司五分之四的股份,被政府强行制止;投资者欲成为地产所有者的狂妄姿态,也令当时不少美国民众紧张不安。近年来,由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势头过快、过猛,一些企业不计成本、财大气粗的野蛮并购,被指责为要“买断全球”,这种声音在民粹主义的鼓动下,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全球出击”遭遇的反对声浪。同时,一些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缺乏透明度,一些企业在并购时不注意方式方法,不了解外方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致使海外国家对我国企业的警惕和偏见越来越多、不断放大,一些并购案也被外国政府以各种理由阻止。

三、企业“走出去”应注意的问题

 

注重理性投资和增强风险防范。企业对外投资时要尽量与主业相关,投资向有利于企业技术提升和产业链布局的领域倾斜。避免过度投向不动产、科技、媒体和通信(TMT)、金融等价格容易高估和形成泡沫的领域。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对贷款对象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并促使银行提高风险意识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另外,日本当年的汇率政策对企业大举海外扩张和泡沫经济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渐进的、有管理的汇率政策,既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地“走出去”,又要防范投资的盲目性和泡沫的形成。

制定有步骤的国际化战略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日本索尼公司在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案件过程中,因缺乏务实性的投资规划和长远的战略考虑,到1994年背负了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对此,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制定明确的海外发展规划和战略,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语言等环境进行充分的先行性调查研究。在定位投资目标时,要深入研究项目的可行性,既要考虑投资项目对本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还要考虑在海外的实际可操作性等。

选择具有品牌与技术优势的行业进行投资。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大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基础上,如索尼、松下等。我国缺少自己的技术和品牌,要想真正立足于国际市场,需要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着力树立品牌形象。因此,企业应选择具有品牌与技术优势的行业进行投资,通过学习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增强产品的出口与投资的竞争力,并借此推进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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