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8期】 产经观察

今年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情况分析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一、上半年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特点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稳定,仍是外资流入热土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在经历了2015年的强劲增长后,2016年增长动能不足,全年下降2%,而投向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投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同比进一步下降15%。我国凭借着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完备的产业链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等优势,依然保持着对外资的吸引力,使外资流入规模相对稳定,2016年资金流入量达1340亿美元,同比仅小幅下降1%,流入规模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居世界第三位。

2017年,在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等情况下,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稳定态势,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415.4亿元,同比仅下降0.1%,利用外资规模依然很大,且外商来华开办企业数继续保持增长,新建外商投资企业15053家,同比增长12.3%。

(二)实际使用外资新旧动能转换,外资质量进一步提高

我国利用外资正面临新旧动能转换期,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呈现分化态势。受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及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我国传统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逐渐消逝,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减弱,但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加。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86亿元,同比增长3%,增速较去年同期回升5.8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实际使用外资349.7亿元,同比增长11.1%,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78.9%和149.4%。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占比保持稳定,占总吸引外资规模的70.2%,是外资流入主要领域。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47.2亿元,同比增长20.4%,占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升至20.8%,同比上升3.5个百分点。

(三)对外投资大幅放缓,市场主体回归理性

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呈井喷式增长,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增速高达44.1%,远远超过此前五年15.2%的平均增速。针对对外投资的乱象问题,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四部门加强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监管,抑制了企业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涉及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大幅下降。

2017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达481.9亿美元,同比下降45.8%。其中,流向制造业的对外投资额为88.2亿美元,同比下降49.8%;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达66.1亿美元,同比下降3.6%。对外投资增速大幅放缓减少了市场主体海外投资的盲目冲动性,使市场主体投资逐渐回归理性。

(四)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日趋优化,“一带一路”已成为重要投资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自然资源导向型的对外投资逐步减小,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不断增加,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制造业、商务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对外投资占比分别为18.3%、28.3%和11.4%,这与去年同期对外投资流向文化体育、娱乐业等非实体行业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响应,其中有50多个国家与我国签署了合作协议。由于沿线国家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这种差异与我国经济的互补性较强,特别是我国具有庞大制造业产能和基建等方面经验,而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产能合作的不断加深为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提供了新机遇。上半年,我国延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向好态势,实现投资66.1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13.7%,与去年同期相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二、下半年展望

 

在利用外资方面,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外商超国民待遇的取消,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商吸引力度减弱,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不断下降。但同时,国内经济正处于产业优化升级阶段,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行业等高附加值行业的需求强劲,而且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完备的产业链,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深化,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对外资的吸引依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综合判断,下半年我国吸引外资增速将有望由负转正。

对外投资方面,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存量较小,正处于增长周期,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我国国际产能合作日益深化,国内部分产业转移至国外的内在需求依然较强,而且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企业管理水平较国外存在一定差距,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我国企业“走出去”保持着较强的内生动力。此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取得新的进展,也有利于扩大相关国家的投资规模。综上所述,在加强对外投资监管以及高基数等情况下,我国对外投资仍将保持负增长态势,但降幅有望收窄。

(一)促进利用外资增长的有利因素

1、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预期回暖

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由于地区经济增长预期向好、贸易增长复苏以及企业利润回升,全球投资呈温和复苏态势,预计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将升至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到2018年投资规模会进一步升至1.85万亿美元。对全球跨国企业的调查显示,在未来三年内,我国仍将是外商直接投资青睐的目的地,跨国企业对我国的投资信心依然较强。因此,外部投资环境的改善将为我国吸引外资提供有利空间。

2、我国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最新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显示,在衡量竞争力因素的指标当中,我国在“经济表现”、“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方面有着明显提升,从而使我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63个经济体中排名升至第18位,较去年上升7个位次,我国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对吸引外资形成有利支撑。此外,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人力资本红利的释放以及研发支出的增加,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127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创新能力排名第22位,较去年提升3个位次,也是唯一进入前25名的中等收入国家,创新能力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逐步缩小,新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特别是部分知识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已经显现,将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新动能。

3、政策红利持续加码

今年年初,国务院出台了20条措施,从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度,包括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鼓励外商企业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对接,引导资金投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加强外商知识产权的保护,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等。而作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自贸试验区也不断深化改革和创新,《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将负面清单内容进一步缩减,管理措施由122项减少至95项,涉及条目由50个减少至40个,在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并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同时,也令外商投资的开放度、透明度提升。随着改革新政的陆续落地,我国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者来华投资。

(二)抑制利用外资增长的因素

1、国际资本竞争日益加剧

近年来,国际资本更加偏向发达经济体,而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有所下降。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受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2016年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14%,而受跨境并购交易推动,流向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保持上升态势,同比增长5%,发达国家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已由2015年的55%升至2016年的59%。而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投资者信心得到增强,为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机遇,各国势必会进一步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如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外资流入规模明显上升,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高达3910亿美元,同比增长12%,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其中超过半数的资金均投向制造业,部分制造商已纷纷将生产基地迁回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也通过减少政府管制、改革税制等政策继续吸引外资流向美国。与此相映,在生产成本低廉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放宽了外国投资者的准入条件以及投资领域,并加大了对特定行业和地区的税收优惠力度,部分国家甚至通过推进经济改革、金融自由化、土地所有权自由化等方式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给我国吸引外资带来的双重压力依然不减。

2、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

在经历了工业化进程快速发展阶段后,我国生产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我国已步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已由充裕供给向供给不足转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用工荒的现象,进而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不断攀升。同时,我国融资成本较高,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情况突出,中小企业面临的“麦克米伦缺口”问题依然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此外,我国企业税负较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显示,我国税率在138个调查国家当中仅排名第131位,远高于绝大部分国家。而且土地成本上升过快、部分优惠政策不在以及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等问题,进一步抬升了国内生产成本。我国传统行业的竞争优势已逐渐减弱,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大幅降低,部分外资企业已将生产基地迁出我国。

(三)促进对外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

1、我国对外投资尚处于增长周期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虽排名全球第二,但存量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为10.4%,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34.1%、33.5%和39.3%。同时,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表明,当人均GDP超过25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会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而2016年我国人均GDP达8113美元,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我国已实现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不仅具备专利技术、规模优势、资金优势等,而且由于贸易壁垒以及交易渠道不畅等市场不完全性的存在,国内企业还具备一定的内部化优势,此外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所提供的政策性优惠也具有一定吸引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备快速增长的条件。

2、我国对外投资的内生动力较强

由于我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以及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导致部分行业的国际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已成为我国具有劣势地位的边际产业,但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部分产业正处于比较优势地位或潜在优势地位,因此将我国的这些边际产业向产业层次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有助于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而且我国经过多年的学习、模仿和创新,部分行业的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地位,国内企业在造价和技术等方面形成了特定的竞争优势,在相关技术和标准走出去的同时也提升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此外,我国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垄断,且管理水平与国外存在一定差距,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我国的吸引力较大。因此,我国企业“走出去”依然保持较强的内生动力。

(四)抑制对外投资增长的因素

1、地缘政治风险依然较高

随着荷兰和法国大选落幕,欧洲不确定风险有所减小,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在英国已进入脱欧程序、希腊债务问题仍未根除、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崛起给政局带来不稳定因素等情况的影响下,欧洲一体化仍面临着严峻考验。虽然南海和韩国萨德问题有所缓和,但朝鲜核问题尚未平息,半岛局势依旧紧张。叙利亚战火不断、局势扑朔迷离,而众多阿拉伯国家和卡塔尔断交也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南非因改组内阁而引发政局动荡,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巴西总统因受贿问题遭起诉,政局再度陷入危机。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增加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对相关国家和地区投资的积极性。

2、国外对我国企业并购的安全审查趋严

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我国加大了对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对相关领域的并购不断增多,而出于国家安全、本国技术外流、全球竞争力下降,甚至是出于对民族情感与政治目的的需要,国外加强了对我国企业并购的安全审查力度,同时还进一步扩大了安全审查范围。如《2017在美中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企业认为美国政府会继续收紧对外资企业的监管,而且会遭受更加严厉和频繁的审查。对我国企业并购的安全审查趋严将减缓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

3、国内加强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管力度

针对前期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乱象行为,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四部门加强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真实性、合规性监管,如发改委在企业境外收购和竞标项目方面增加了投资主体的注册时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等信息上报要求;人民银行发布了306号文以加强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的监管,同时还在资金的来源及运用、放款额度限制等方面做出了新规定;外管局规定在企业对外投资流出额度超过一定规模时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待审批通过后方可办理外汇业务。我国对外投资监管政策由事后监管向事前监管的转变,延长了企业跨境投资的审核期,同时也抑制了对外投资增速。■

(执笔: 邬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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